第1027章 华夏赢学（二）(第2页)

简单而言，“婆罗门化”就是后世的那种精神某国人，比如精神日本人，为日本的一切行为叫好，大唱赞歌，恨不得自己生来就是日本人。

王伦之所以对高颍的文章如此重视，是因为他想要将华夏建设成为以汉人为绝对中心和主力、辅以愿意接受中原王朝领导的诸民族通力合作的民族国家。

他要鼓励对外开拓的精神，想要华夏成为这个时空的“日不落帝国”，那么广袤的领土、受技术局限的通信方式、不同地域环境带来的各异的生活方式，这个帝国的存续，就必须将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，没有比一个民族国家更合适的了。

先前他曾经与吴用、秦桧讨论过“华夷之辩”，高颍的这一篇文章，让王伦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以“华夷之辩”为基础，建立属于汉人的“华夏赢学”。

“婆罗门赢学”不是划分种姓么？那么我“华夏赢学”就划分华夏、蛮夷、野人，再进一步区分为君子、小人。

汉人自然就是天生的华夏，似耶律大石、完颜希尹、金富轼这些人，就属于蛮夷中的君子，是最适合被汉化的那一批人。

至于波斯、大食、印度，那就是野人中的小人，首先要教化为野人中的君子，然后成为可教育的蛮夷，最终提升为华夏。

王伦觉得这个理论可以丰富一下，毕竟“华夷之辩”重点在于文化，血缘和地域是相对次要的，相比种姓制度，汉人对于华夏化的蛮夷接纳程度更高。

这样“华夏赢学”就有了“赢阶”的上升通道，而且这种上升是清晰可见的，是可以通过教化来完成的。

王伦最大的弱点，是对哲学不够精通，他更喜欢严谨而且直观的科学，但技术与思想同样重要，所谓“物质文明建设”与“精神文明建设”，本就应该一起着手的。

于是王伦给高颍写了一封长信，要求他继续研究西域，在《西域蛮夷论》的基础上，加深对西域的各种研究，从而汲取“婆罗门赢学”当中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
同时王伦又给漠南的王中孚去信，试着继续探讨“华夷之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