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2章 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：儒家自塑观的现代启示

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

一、立己之基：儒家对“位”与“立”的哲学思辨

（一）商周天命观中的“位”之溯源

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，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层层叠压，诉说着三千年前的权力密码。甲骨文中的“位”字，最初写作“立”，恰似一人恭敬立于土丘之上，象征着祭祀时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神圣站位。这种原始意象在《尚书?召诰》中具象化为政治秩序：周公旦营建洛邑时，严格遵循“攻位”礼制，诸侯朝贡时的站位、行礼角度皆有定制，稍有偏差便被视为僭越。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的牧野之战，更将“位”与“天命”紧密相连——武王选择甲子日清晨出征，正是通过占卜确认“岁鼎”吉象，以证明自身征伐殷商乃顺应天命、居位正当。

这种“位由天定”的观念在周代宗法制度中达到顶峰。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，其内壁铭文“唯王初壅，宅于成周。复禀王礼，赐贝十五朋”，不仅记录了周成王赏赐宗室的场景，更揭示了“以德配位”的深层逻辑：受赐者需通过践行周礼，证明自身德行足以匹配所居之位。正如《周易?系辞》所言“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”，从天地万物到人间秩序，“位”被视为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投射。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将其发展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主张帝王之位需与天道四时相应，将“位”的神圣性与道德性熔铸为一体。

（二）孔子的革命性转向：从“天命”到“自塑”

春秋时期，周室衰微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乱象频发。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的僭越之举，不仅是对礼制的破坏，更暴露出传统“位—德”体系的崩塌。孔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发出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”的振聋发聩之语，完成了对“位”认知的革命性突破。他在《论语?泰伯》中的这一论断，将立世之本从外在的天命赋予，转向个体内在的自我塑造：

道德主体性觉醒：孔子强调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，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主动追求仁德的能力。这种“为仁由己”的理念，打破了贵族对道德话语权的垄断，赋予普通人通过自我修养实现价值的可能。

能力建构新维度：提出“君子不器”的主张，反对将人局限于某种具体技能或职位。在孔子看来，真正的“立”应当是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的全面发展，这与现代教育倡导的核心素养培养不谋而合。

价值实现闭环：《论语?里仁》中“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”的论述，构建起“自我完善—能力提升—价值彰显”的完整链条。子贡问政时，孔子以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”作答，将民众信任（即“可知”）视为比军事、经济更重要的立国之本，深刻诠释了“立己”与“立世”的内在关联。

（三）孟子的“立”之本体论：从“修身”到“天爵”

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自塑观，创造性地提出“天爵”与“人爵”的二元论。在《孟子?告子上》中，他明确区分：“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”这种划分将“立”的本质提升到形而上的道德层面：

道德爵位的崇高性：孟子认为“天爵”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能，通过“反求诸己”的修身功夫，如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可以将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力量。这种“内在超越”的路径，使儒家自塑观具有了宗教般的精神深度。

实践中的位德统一：主张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无论居位与否，都应以“天爵”为根本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句，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——即使被贬谪外放，依然以天下为己任，用实际行动诠释“立己”的终极价值。

二、历史长河中的立己实践：从士大夫到现代公民

（一）汉唐士人的“立”之典范

西汉张骞的西域探险，堪称“不患无位”的绝佳注脚。作为郎官的张骞，在汉武帝尚未下达出使任务时，便已在长安街头遍访西域商人，学习胡语，绘制西域地图。公元前138年，当出使大月氏的使命降临时，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储备，带领百人使团穿越匈奴领地。在被匈奴扣押的十年间，张骞不仅未失气节，还暗中观察匈奴军事部署。最终，他历经十三年磨难，虽仅与堂邑父两人归来，却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的珍贵情报，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基础。这种“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者”的智慧，与《礼记?学记》中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的教诲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。

唐代陆羽的人生轨迹同样充满启示。出身寒微的陆羽，自幼被遗弃于竟陵龙盖寺，后为戏班丑角。但他并未因低微的出身自暴自弃，反而痴迷于茶学研究。他“行必荷茶器，止必市茶器，烹尝无厌”，遍历巴山蜀水，考察茶叶产地、采摘时节、烘焙技法。历时二十六年，着成世界首部茶学专着《茶经》。在《茶经》问世前，陆羽从未担任过显赫官职，但凭借“精行俭德”的立身之道，被时人尊为“茶圣”，其影响力远超许多居位者。这印证了孔子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的论断——真正的立身之本，在于内在修养的积累。

（二）宋明士大夫的“位”之超越

苏轼在宦海沉浮中，将“立己”升华为一种艺术化的生命境界。乌台诗案后，他被贬黄州，从朝廷命官沦为“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的闲散人员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段“无位”的岁月里，苏轼完成了精神的蜕变。他在《定风波》中写道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这种旷达超脱的态度，并非消极避世，而是通过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，实现了对世俗职位的超越。他在黄州开垦东坡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与农夫野老为友；创作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?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篇，将个人遭际升华为对宇宙人生的哲思。苏轼的经历证明，“立己”不仅是道德修养，更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生命尊严与创造力的能力。

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，则将“立己”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。他在南赣剿匪时，面对的不仅是军事上的难题，更是当地百姓“人心陷溺”的道德困境。王阳明深知，单纯的武力镇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，于是在军事行动的同时，推行一系列教化举措：建立社学，让儿童接受儒家教育；颁布《南赣乡约》，规范乡民行为；设立“彰善亭”“纠恶亭”，通过舆论监督弘扬正气。他将儒家的“修身”理念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，使南赣地区从“盗贼渊薮”变为“礼义之乡”。这种“内圣外王”的立己方式，展现了儒家自塑观强大的实践生命力。

三、自塑观的现代性解构：从身份到能力的范式转换

（一）工业文明中的“位”之异化

在泰勒制主导的工业时代，“位”异化为流水线上的标准化岗位。卓别林在电影《摩登时代》中塑造的工人形象，双手机械地拧动螺丝，甚至在下班后仍保持这种动作惯性，生动地揭示了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。霍桑实验虽然发现了“社会人”因素的重要性，但现代职场中的“工具人”困境依然严峻。某互联网大厂的内部调查显示，63%的员工感觉自己是“岗位的奴隶”，每天的工作只是为了完成kpi，而非实现自我价值。这种将人等同于生产工具的现象，与儒家“君子不器”的理念背道而驰。

（二）能力本位的崛起与困境

科举制度的废除，标志着中国从“身份社会”向“能力社会”的转型。现代教育体系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，但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日益凸显。上海某重点中学的追踪调查发现，92%的学生将“考上名校”作为学习的首要目标，却仅有37%能明确自己的职业兴趣。这种“为位而学”的心态，使教育沦为获取社会地位的工具，学生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，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索的能力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芬兰的“现象式教学”，学生围绕“城市交通优化”“气候变化应对”等现实问题展开学习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综合能力，这种教育模式更接近儒家“学以致用”的理念。

（三）终身学习时代的“立”之重构

慕课（ooc）的兴起，为个人的自我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哈佛大学《公正》课程在ursera平台上线后，吸引了全球超1000万学习者。这些学习者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职业，他们通过在线学习提升思辨能力，而非单纯获取学历证书。这种“为知而学”的趋势，暗合孔子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的教诲。更具创新性的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推行的“终身学习账户”制度，员工每年可获得一定额度的学习经费，自主选择学习内容，从编程技能到领导力培训均可涵盖。这种将学习权交还给员工的做法，体现了企业对员工自我塑造的尊重，也为“立己”在现代职场中的实践提供了新范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