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章 以礼让兴国：儒家治世智慧的现代之光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

 一、礼与让：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密码

 （一）文明源头的礼治基因

 在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，黄土深处层层叠叠的文化层中，青铜器与玉器的有序摆放，无声诉说着夏朝 “以礼正邦” 的治国理念。那些造型精美的青铜酒器，表面刻满神秘的饕餮纹，线条刚劲有力，仿佛蕴含着沟通天地的神秘力量；象征权力的玉璋，通体碧绿，棱角分明，打磨工艺精湛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泽。这些器物不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，更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物化象征，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卫士，守护着当时的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。

 《尚书?舜典》记载的 “修五礼、五玉” 制度，标志着原始礼仪向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转变。舜帝高瞻远瞩，通过规范吉礼（祭祀之礼）、凶礼（丧葬之礼）、军礼（军事之礼）、宾礼（宾客之礼）、嘉礼（冠婚之礼），以及五种不同形制的玉圭作为等级象征，巧妙协调部落关系。想象当时的场景，每逢重大祭祀，各部落首领身着华服，手持象征身份的玉圭，在庄严的礼乐声中，依次向天地祖先行礼，秩序井然。这种礼仪制度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分散的部落凝聚在一起，实现 “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” 的和谐治世局面，为 “礼让为国” 奠定了早期实践基础。

 商周时期，礼治思想迎来质的飞跃。周公旦心怀天下，制礼作乐，将 “礼” 从单纯的祭祀仪式，拓展为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的庞大社会规范体系。《周礼》构建的天官冢宰（掌邦治）、地官司徒（掌邦教）、春官宗伯（掌邦礼）、夏官司马（掌邦政）、秋官司寇（掌邦禁）、冬官司空（掌邦事）六大职官系统，以 “以礼防民” 为核心理念，形成 “礼制刑辅” 的治理模式。1976 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的西周青铜器何尊，其铭文中 “唯王初雍，宅于成周。复禀王礼，赐贝十五朋”，详细记载了诸侯朝贡时的礼仪规范与赏赐制度。当我们凝视何尊上斑驳的铭文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看到当年诸侯们毕恭毕敬地向周天子行礼，进献贡物，接受赏赐的场景，印证了 “礼” 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实际效能，展现了当时 “礼仪即秩序” 的治国智慧。

 （二）孔子的礼治革新：从仪式到精神

 春秋时期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争霸，“礼崩乐坏” 成为时代特征。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资源，纷纷打破原有的礼制秩序。季氏 “八佾舞于庭” 的僭越行为，彻底触动了孔子的礼治神经。在当时，“八佾” 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规格，季氏作为大夫，竟敢违规使用，这在孔子眼中是对礼制的公然挑战。在《论语?八佾》中，孔子愤怒斥责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 他敏锐意识到，当时社会的混乱根源在于对礼制秩序的破坏。

 但孔子的伟大之处，在于对传统礼治进行了革命性重构。他提出 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将 “礼” 从外在的仪式规范，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，强调 “礼” 的推行必须以 “仁” 为精神内核。在孔子看来，仅仅遵循礼仪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内心要有仁爱之心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做到 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。

 在《论语?学而》中，孔子弟子有若进一步阐释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” 这句话深刻揭示了 “礼” 与 “让” 的内在逻辑关系 ——“礼” 的价值在于通过规范行为达成社会和谐，而 “让” 则是实现和谐的具体实践路径。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在鲁国主导的 “堕三都” 改革，试图通过恢复礼制，削弱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三家卿大夫的势力。想象当时的鲁国都城，孔子与弟子们奔走呼号，宣扬礼治思想，虽然最终因三家的强烈抵制和多方阻力未能成功，但为后世儒家提供了 “以礼正权” 的改革范例，展现了其对理想礼治社会的执着追求。

 （三）让德的伦理哲学：从个人到家国

 “让” 作为儒家核心德目，其哲学根基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孟子提出 “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”，将 “让” 视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。在《孟子?公孙丑上》中，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 的经典比喻，生动说明 “让” 的本质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，这种基于人性本善的伦理情感，构成了构建礼治社会的心理基础。当我们设身处地想象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的场景，那种本能的担忧和想要施救的冲动，正是 “让德” 的萌芽体现。

 从伦理实践层面看，“让” 体现为对利益与权力的主动克制。泰伯 “三以天下让” 的典故，被孔子赞誉为 “至德”。泰伯为成全父亲传位季历（周文王之父）的心愿，主动远走吴越之地。他带领族人跨越千山万水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最终在江南地区落脚。在那里，他不仅避免了周部族内部的权力纷争，还将中原先进的文化、生产技术传播到当地，教当地人开垦农田、建造房屋、纺织衣物，开创了吴国文明。这种 “让天下” 的精神，与《礼记?礼运》描绘的 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……” 的大同理想相互呼应，共同构成儒家 “以让去争” 的治国逻辑。

 二、历史长河中的礼治实践：成功与镜鉴

 （一）治世典范：礼让构建的和谐图景

 西汉初年的 “文景之治”，堪称 “礼让为国” 的成功典范。汉文帝刘恒以孝闻名，其母薄太后患病时，他在病床前 “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，汤药非口亲尝弗进”。日复一日，汉文帝亲自侍奉母亲，端汤喂药，嘘寒问暖，这种至孝品德，不仅成为民间美谈，更转化为政治伦理，推动朝廷推行一系列仁政。汉文帝在位期间，多次下诏减免田租，将税率从 “十五税一” 降至 “三十税一”，甚至一度全部免除田租；废除肉刑，以笞刑、劳役等相对温和的刑罚替代残害肢体的酷刑。想象当时的农村，农民们在减轻赋税的政策下，脸上洋溢着喜悦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。在选官制度上，他采纳贾谊建议，设立 “三老” 制度，选拔民间德高望重者参与地方治理，将礼治精神渗透到基层社会，使西汉初期出现 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 的繁荣景象。

 唐代 “贞观之治” 的礼治实践，更具制度创新色彩。《贞观政要》详细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等大臣的 “君臣论治”。李世民多次强调 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 的君臣互动原则，将礼治理念融入政治生态建设。在朝堂之上，李世民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，与魏征等大臣激烈讨论治国方略，尊重他们的见解；而大臣们也心怀忠诚，直言进谏。在法律层面，《唐律疏议》将 “十恶”（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等十种重罪）之首定为危害礼制秩序的行为，以法律形式维护等级制度；同时，设立 “义仓” 制度，要求百姓每年缴纳一定粮食存入义仓，遇灾年时开仓赈济，体现 “老有所终” 的礼治理想。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在其《私记》中，生动记录长安宫廷礼仪：“凡朝会之仪，文武班列，尊卑有序，让而不竞，威而不猛”，展现了礼治社会井然有序、和谐谦让的独特魅力。我们仿佛能看到长安宫殿中，官员们身着整齐的官服，按照品级依次排列，在朝会中相互谦让，讨论国事的庄重场景。

 （二）衰世警示：礼崩让失的历史教训

 春秋时期郑国 “子产铸刑书” 事件，是礼治崩溃的重要标志。公元前 536 年，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于鼎上，公之于众。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权威，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，但也意味着传统依靠礼制进行道德约束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。正如孔子批评：“晋其亡乎！失其度矣。” 当 “让德” 被功利主义取代，郑国虽在子产执政时短暂强盛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内部矛盾逐渐激化，外部在战国列强争霸的激烈角逐中，因缺乏礼治凝聚人心，最终走向衰落，成为 “礼崩乐坏” 引发国家衰败的典型案例。

 明朝中后期的官场腐败，更是 “不能以礼让为国” 的深刻教训。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，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 “争权夺利” 的官场风气。万历年间的 “国本之争”，持续长达 15 年之久。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，内阁首辅申时行、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，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 “廷杖致死” 的极端情况。想象当时的朝堂，大臣们分成不同派别，相互攻击，争吵声此起彼伏，完全不顾及朝廷的整体利益。这种 “以争代让” 的政治生态，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，导致党争不断、内耗加剧。正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痛心疾首地指出：“礼亡而争起，争起而国危。” 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，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警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