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4章 义利之辨：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
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一、义利观的哲学溯源：从天命到人性的探索

（一）商周时期的义利萌芽：天命与德政的交织

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，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层层甲骨，那些镌刻其上的“羛”字，如同穿越三千年时光的文明密码。殷商时期，祭祀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仪式，商王通过灼烧龟甲兽骨，根据裂纹走向占卜吉凶。甲骨卜辞中常见“王其田，亡灾？”“帝降若（诺）？”的记载，反映出当时人们坚信田猎收获、战争胜负等利益获取，皆取决于是否遵循天命。在这种观念下，违背天命的行为不仅会招致灾祸，更被视为严重的不义之举，会受到神灵的惩罚。

西周建立后，周人在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革新。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，其内壁铭文中“唯王初壅，宅于成周。复禀王礼，赐贝十五朋”的记载，不仅是周成王营建成周的历史见证，更揭示出“以德配天”的治国理念。周公旦制礼作乐，将“义”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规范，转化为涵盖政治、伦理、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准则。《尚书?康诰》中“惟命不于常，汝念哉！”的告诫，强调天命并非永恒不变，统治者唯有以“敬天保民”的仁德治理国家，方能获得天命眷顾。这种将“义”与“德政”紧密结合的思想，使“义”成为衡量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准，也为后世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（二）孔子的义利革命：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向

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社会陷入“上下交征利”的混乱局面。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财富，频繁发动战争，传统的义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。孔子目睹“八佾舞于庭”的僭越乱象，深感恢复社会秩序的紧迫性。他在杏坛讲学，以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广收门徒，打破了“学在官府”的垄断，将“义利之辨”从天命神学引入人性领域。

在《论语?里仁》中，孔子提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，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。孔子认为，君子以“义”作为行为准则，追求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；小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，忽视行为的正当性。他进一步阐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承认人对利益的合理需求，但强调必须通过“义”的途径获取。

在周游列国时，孔子多次面临利益诱惑。卫灵公许以高官厚禄，前提是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孔子毅然拒绝，践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的信念。在陈绝粮时，弟子们饥肠辘辘，甚至对人生信念产生动摇，但孔子依然坚持讲学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“义”的坚守。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，赋予“义利之辨”强大的生命力，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（三）孟子的义利深化：人性本善的理论建构

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，将其与“性善论”相结合，进一步深化了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体系。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，孟子直言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（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），旗帜鲜明地强调“义”应优先于“利”。他认为，人天生具有“四端”之心，其中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这种道德本能使人们能够辨别行为的是非善恶。

当面临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的抉择时，孟子主张“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（《孟子?告子上》），将“义”提升到超越生命的崇高地位。在《孟子?滕文公上》中，他提出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承认物质利益对民生的基础性作用，但强调统治者应通过“制民之产”“薄税敛”等“义政”，保障百姓的合理利益。孟子还以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比喻，批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，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，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、施德政。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，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。

二、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：治世与衰世的镜像

（一）汉唐治世：义利平衡的典范

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，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。他在位期间，多次下诏废除苛政，减轻田赋，将“义”落实为“忠”于百姓的责任。公元前167年，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，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，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，不仅赦免了淳于意，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，废除肉刑。这种“哀怜悲其意”的宽恕之举，既彰显了仁德，又稳定了民心。

在经济上，汉文帝推行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，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，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。据《史记?平准书》记载，当时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汉文帝还以身作则，生活简朴，在位23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饰等都没有增加，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，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。

唐代贞观年间，魏征以“忠”谏闻名，他多次提醒唐太宗“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”。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，推行均田制、轻徭薄赋，保障农民利益；同时完善科举制度，打破门阀垄断，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。在民族政策上，唐朝推行“华夷一体”，文成公主入藏，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；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，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。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，又促进了民族融合，展现出超越狭隘利益的大义。

魏征病逝后，唐太宗感慨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，为“贞观之治”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贞观年间，社会稳定，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史载“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闭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、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。

（二）宋明衰世：义利失衡的警示

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，围绕“义利之辨”展开了激烈争论。王安石主张“理财为方今先急”，推行青苗法、市易法等改革措施，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，以解决北宋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。然而，变法在执行过程中，部分官员为追求政绩，强行摊派贷款，导致百姓负担加重。一些地方官府在青黄不接时，不论百姓是否需要，都强制他们借贷，还款时还收取高额利息，使得许多农民陷入债务困境。

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反对，认为“义者，天下之公利”，指责王安石“兴利之臣，专以聚敛为务”。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利、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。王安石强调通过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”来实现国家富强，但在实践中忽视了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；司马光则更注重维护传统的义利秩序，担心变法会破坏社会稳定。最终，变法因义利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而失败，北宋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。

明朝中后期，商品经济繁荣，但官场腐败盛行，义利观严重扭曲。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，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“争权夺利”的风气。万历年间的“国本之争”，持续长达15年之久，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。内阁首辅申时行、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，为了迎合皇帝或维护自身利益，不惜违背道义。

在这场争斗中，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“廷杖致死”的极端情况。例如，万历二十年，礼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，触怒万历皇帝，被贬为广昌典史。这种“以利代义”的政治生态，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，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，社会矛盾激化，最终明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，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